力助手，遂立即飞赴重庆。在调解无果后，蒙巴顿放出狠话：“如果史迪威被召回，英军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无法同中国军队协同作战”。最终蒋介石作出让步。
和官场上的勾心斗角相比，史迪威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战场上。自1943年12月至次年7月，除非必须返回后方处理公务，其余的时间他都待在前线。而且他习惯待在前沿，即使部下无数次强烈要求他撤下火线也无济于事。据说他希望用这种方式鞭策中国官兵。因为这一做法，英军和美军高层也都对他提出了强烈批评，更是有人讽刺他是“美国陆军最优秀的三星连长，领导缅甸作战的排长”。
在前线的史迪威生活非常简朴。同样不喜欢奢侈生活的斯利姆曾探望过他，回去后的评价是“简单到没有必要这么做”。史迪威晚上睡在一张帆布床上，盖着一条满是苍蝇的毯子。他没有可以折叠的野战桌，办公时就拿一个柳条箱代替。洗澡是用盛满水的头盔解决的，吃饭使用的是普通的野战餐具。
史迪威的指挥所距离前沿很近，每天他会步行几公里视察前线部队。他在日记里写道：“跨上河岸、登上陡峭的山坡。滑倒、挣扎着爬起来、咒骂、再滑倒。”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说：“进展很慢，到处是丛林，而且这些丛林几乎无法穿越。昨天在丛林里开道时，我们花了三个半小时，才前进了5公里。每一步都磕磕绊绊，不停地咒骂……”
和驻印军中中国将领的关系早在兰姆伽训练期间就已经得到了改善。1943年10月中旬，刚刚化解与蒋介石危机的史迪威返回兰姆伽，基地的两位美籍教官斯利尼上校和菲利普上校就向他告状，称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和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未经他们允许，擅自给所辖部队每天增加几个小时的训练课程。
史迪威把涉事四人召集到一起，先是通报了和重庆方面会谈的成果，转而把矛盾议题摆在了桌面——“美军教官认为你们的行为打乱了训练计划，影响官兵健康”。脾气火暴的廖耀湘立刻拍了桌子，起身说道：“我们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师长，有权管理部队，为了早日完成反攻缅甸的作战准备，我们对所属部队利用业余时间加强训练，完全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孙立人没有情绪激动，而是平静地说：“全师官兵都牢牢记住了史迪威将军在8月23日大会上的讲话，将军号召我们要像古代的越王勾践一样，卧薪尝胆、吸取教训、反攻缅甸、报仇雪恨。还教我们像古代的岳飞那样精忠报国，要求我们加快完成战备，早日开展反攻缅甸的作战。将军的话还在耳边，所以我们便抽出时间来进行体能、射击和夜间行军作战以及筑城作业等与缅甸作战密切相关的训练，这难道有错吗？如果官兵体质不健壮，怎么打仗？射击不好，怎么消灭敌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提高官兵体质和战斗技能，消灭日本人。请史迪威将军做出公正评价和处理，希望美国朋友有点远见，正确处理和盟友之间的关系！”
过去一年多的相处，已经让史迪威对孙立人和廖耀湘有了更客观地认识。史迪威为人尖酸刻薄，但绝不狭隘。在了解到事情的全貌后，史迪威转而对两位美军教官说：“我很赞成孙和廖两位将军的做法，对他们的话我也很赞成。现在请你们二人表明态度，如果你们也改变了主张，转而支持两位将军的做法，那就等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大家好好合作下去。否则就只能请你们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听我另外的安排。”
1943年12月28日，新编第38师攻取于邦，打开了南下胡康河谷的大门。随后新编第22师和第5307支队也投入战场。
史迪威在日记里表扬了中国驻印军的表现：“中国人干得不错！进攻很勇敢，能很好地控制火力，行动迅速。他们精力旺盛，他们因为能击败日本人而兴奋异常。”
相比之下史迪威还是对来自母国的第5307支队青睐有加，并把他交给曾经跟自己一起走出野人山的梅里尔指挥。攻占于邦后，驻印军把所属的2个师和第5307支队（兵力3200人）全部投入了战场，其中新编第38师和新编第22师负责在正面和侧翼推进，梅里尔的突击队则承担渗透任务。
1944年2月底，第5307部队接受了第一项作战任务——驻印军主力在正面进攻胡康河谷最后一个日军据点瓦鲁班时，渗透到日军第18师团身后建立拦截阵地，阻挡日军后撤。
3月初，梅里尔率领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立即遭到日军的反扑。战斗中日军高喊着“万岁”发起连续冲锋，战斗异常惨烈。两颗子弹打穿了美军机枪的冷却设备外壳，机枪手们则一边用军用水壶向里面注水，一边继续射击。战斗持续了36个小时，日军不得不在正面防御崩溃时放弃进攻，从一条秘密通道撤退。
3月中旬，驻印军已经走出胡康河谷，逼近孟拱河谷北端的杰布山隘口。史迪威决定继续采用正面推进、两翼渗透的战术，命令新编第22师负责正面进攻，新编第38师和第5307支队从两翼迂回。
第5307支队所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