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场】第三次长沙会战：抗战正面战场最漂亮的一场胜利
1941年11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一个月后，第9战区召开“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议”，总结上次会战中的经验教训。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痛定思痛，在会上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天炉战法”。
这个颇有些仙侠风格的作战方案，实则是薛岳根据湖南特有的地形以及前两次会战的经验得出的。湖南的地形是东、西、南三面环山，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中部和湘北地势低平，形成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盆地。湘北虽然地势平坦，但从岳阳至长沙横亘着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和浏阳河四条水系，构成数道天然屏障。日寇对第九战区的进攻每次均以打击国军有生力量为主，不以攻占长沙等重要城市为目的，就是因为即便夺取湘北、湘中城镇，地形地势上也会处于三面居高临下的威胁，无法固守。
此外，中日双方兵力对比上，国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日寇战斗力和机动性更强，所以国军整体上处于劣势。这种局面就造成了国军无力主动向日寇第11军发起反攻，只能待其进攻时寻找战机。
薛岳的“天炉战法”就是依托湖南的特有地形和中日双方的实力做出的作战方案，即当日寇进攻时，国军务必依托新墙河、汨罗江和捞刀河三条长沙以北的水系逐次抵抗日寇，以削弱其进攻锐力，尔后逐次向东西两侧山地转移，形成天炉战法的“炉壁”，其与前两次会战采取的作战方式并无太大差别。
要紧的是“炉膛”，日寇两次南下都不会推进至湘南山地地带，因此处不利于日寇进攻。所以在恰当的位置作为炉膛至关重要，前两次与日寇决战的地域，薛岳都选择在长沙以北汨罗江和捞刀河之间，而此时日寇距离进攻出发地尚不算远，后勤供给仍然有一定的保障。而且日寇此时的消耗也并不巨大，国军在这里与其决战时，往往承担巨大的压力。
此外，如选在长沙以北地区决战，“炉壁”深度也不够，各部在后期追击时，因作战空间和时间不足，不能有效地捕捉战机。因此薛岳决定将“炉底”定在长沙城。薛岳判断，日寇到达长沙城下时，兵力分散、远离后方、部队消耗较大，兵峰已经顿挫。国军此时以逸待劳，坚守长沙数日，再使用机动部队正面反攻，日寇必会北撤，届时国军可从南至北追击，“炉壁”之东西两侧国军此时从隐蔽待机处多路截击北退日寇，定能取得巨大战果。
据第9战区指挥部参谋处处长赵子立回忆：“除上述敌情判断、作战方案和兵力部署外，战区指挥部特别加强兵站设置和补给、交通、通信设施等各项，还附有各种要图，铅印了厚厚一本册子发给军长以上人员研究。此外还要求各集团军按照计划规定任务和行动，侦察地形，制定局部计划，并报长官部核备。这个计划发下不过1个多月，就发生了第三次长沙会战，长官部和各部队对这个计划记忆犹新，所以一切指导和行动全战区都是一致的，都能符合这个作战计划的要求。”
1941年11月，日寇大本营已经明确了南方作战（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具体时间。按照大本营的计划，第11军应抽调2个师团参加南方作战。在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的力争下，大本营才改变计划，从第11军只抽调1个师团，并向第11军补充1个独立混成旅团。即便如此，第11军的兵力也稍有减弱。
12月10日，阿南惟几召集第11军各师团作战参谋会议，研究今后的作战问题。针对各师团弥漫着“中国方面已变为次要战场”的情绪加以纠正。特别强调第11军要采取更积极手段，坚持攻势作战，保持对中国军队的压力。
12月12日，日寇第11军获悉第9战区暂编第2军和第4军拟南下广州策应香港英军作战的情报，遂向大本营申请第11军应发动一次牵制性进攻，以阻止第9战区部队向广州增援，缓解驻广州的日寇第23军的压力。12月17日，日寇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后宫淳专门赴武汉，听取第11军的作战计划，阿南惟几向其提供了一个有限的作战设想，即以第6、第40师团向中国战区湘北新墙河防线国军第20军发动进攻，并在关王桥附近将其歼灭。之后第3师团投入第6师团右翼，击溃第9战区国军第37军后结束作战，此方案随后得到批准。
其实，阿南惟几的真实作战设想并非如此，他的作战目标是夺取长沙。之所以向后宫淳隐瞒实情，是他清楚日寇派遣军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是绝不会同意第11军夺取长沙的作战方案的。
在日寇中国派遣军同意第11军作战计划前，阿南惟几已经于12月13日向参战各部下达了作战预令。第11军计划在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其中驻南昌的第34师团和驻九江的第14独立混成旅团在赣北提前发动牵制性进攻，以防止赣北国军增援湘北方向（会战期间该方向日寇发动的攻势在第19集团军的阻击下，很快就退回出发地）。第3、第6、第4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以及其他师团抽调的3个支队共7万余人，在湘北地区担任主要进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