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场】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寇的师团也分三六九等
1941年1月，日寇大本营陆军部会议通过《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提出：“至1941年秋季为止，大致保持现在对华压力不放松，以期一举解决‘中国事变’。如果不能达成，则此后在华日军转入长期持久战的态势，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肃整占领地域。”
制定此计划的是时任陆军大臣的畑俊六，以及他的副手、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二人为落实自己制定的计划，被日寇大本营于1941年4月分别委任为中国派遣军司令，及日寇在华唯一野战兵团第11军司令。
1941年6月，到任不久的阿南惟几要求第11军参谋人员拟定对第9战区的作战计划。期间德国于6月22日入侵苏联，日寇大本营一度计划向苏联边境地区增兵，待苏德双方出现最有利于日本的局势时出兵远东。并据此向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要求抽调其8个师团准备对苏作战，其中5个为立即抽调师团，3个为预备抽调师团，第11军所属第4、第6师团被定为即调师团，另有2个师团为预调师团。受此干扰，第11军对第9战区作战不得不暂时取消。
8月21日，日寇大本营正式放弃对苏作战企图，随后同意第11军继续实施对长沙的“赣湘作战”。9月1日，日寇大本营正式下达作战命令。
国民政府方面，无论是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还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都对战局表达了乐观的情绪，1941年9月，美日谈判还在进行，尽管不少人认为两国之间有妥协的可能，从而达成“东方慕尼黑协定”，但蒋介石判断双方绝不可能和解。他在日记中写道：“英美苏在远东对日本包围之势已成，中国苦战亦已脱离险境，而‘德意倭’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
薛岳在其授权撰写的回忆录《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中，也记录道：“当时日美谈判已陷入僵局，随时有爆发美日战争的可能，兼之英美援华行动亦日益积极。相反，日寇正徘徊于南进与北进歧途中，尤深恐我军乘机反攻，不惜孤注一掷，纠集南北战场之精锐，大举进犯，企图消灭我野战军，以阻止我军反攻。”
以上可以看出，国军统帅及前线主将在战略上已经认为日寇必败，这倒也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战术上也轻视对手，则必然招致大祸。
据第9战区参谋处处长赵子立回忆：“第二次长沙会战仍是根据1939年春策定的作战计划来指导……即便如此，也没有按照当时的计划严格执行。”
作为拱卫抗战大后方的战区统帅，薛岳并没有对日寇新任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指挥作战特点加以研究，仍然按照第一次长沙会战模式，确定了第9战区的作战计划。
除战前没有仔细制定作战计划外，第9战区对日寇欲实施作战的企图也非常麻痹。8月13日，日寇向岳阳增兵，国民政府在获取此情报后致电第9战区，薛岳经查实回复军事委员会：“查该敌前似扰乱秋收企图，因我防备严密，岳阳方面至今敌未敢轻动。”
8月16日，第9战区获悉日寇可能发动进攻的消息。但薛岳仍坚持认为“敌目的在扰乱及夺粮，并无真正攻击企图”。9月7日，日寇第6师团开始向第9战区大云山阵地进攻，揭开第二次长沙会战序幕，而薛岳在次日致电蒋介石的电文中表示：“判断战区当面之敌，除以少数兵力向我扰乱外，仍无大企图。”直到9月18日，日寇在湘北向第9战区新墙河全线发起进攻，薛岳才如梦方醒，而此时第9战区在湘北仅有16个师，按照当时保守的计算，日寇2个大队的战斗力可对标中国军队1个师，日寇如出动32个大队即可与国军实力相当，而日寇此次投入进攻共步兵45个大队，战斗力是国军的1倍半，另有炮兵26个大队和2个飞行团一同参战。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会战之前，了解一下双方具体的作战部署和兵力配置。
第9战区指挥部认为：日寇有可能仍然像第一次长沙会战一样，以一部分别在赣北、鄂南方向发动牵制性进攻，主力沿新墙河直驱长沙。国军的应对方针是将有力部队部署于新墙河防线纵深，日寇一旦突破新墙河，则诱敌主力至汨罗江南岸，反击而歼灭之。据此，战区将所属第27集团军（杨森部）、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第19集团军（罗卓英部）担任湘北、鄂南、赣北方向防御，第37军（陈沛部）、第26军（萧之楚部）、第10军（李玉堂部）集结于战区纵深，伺机发动反攻。
日寇第11军的兵力部署则吸取了上次会战兵力分散的教训，决定将兵力、火力全部集中在湘北方向。战役预计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突破第9战区新墙河防线；然后迅速抵达汨罗江，在长沙以北对国军实施围歼作战；上述两项达成后，则向株洲、浏阳一线追击，摧毁国军根据地，转而返回战役出发地岳阳。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歼灭国军有生力量，不以夺取要地为首要目标，并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