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篇】古德里安17：“技术男”看库尔斯克会战，胜负早已注定
1941年12月底，古德里安卸任第2装甲集团军司令。在之后的战争期间，他的经历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申诉、养病、担任装甲兵总监、担任陆军总参谋长、再次养病。
返回柏林后不久，古德里安于1942年1月初给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呈文，坚持要求举行一次军法会审，请求通过司法程序来审理自己被免职的原因。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是克鲁格在诬陷他。
希特勒没有理睬古德里安，而是委派自己的副官施蒙特去前线调查。后者回来后跟统帅部的同僚们说：“这个人是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应该设法给予平反。”
不过此事并没有下文，因为没有人敢在希特勒面前为古德里安鸣不平。最仗义的算是党卫军第1装甲师（“希特勒师”）师长迪特里希，自1938年3月跟随古德里安向奥地利“和平进军”之后，两个人就结下了私人友谊，而且迪特里希对古德里安十分敬重。他特地从总理官邸给古德里安打电话，向其表示问候，声称领袖亏待了他。
古德里安起初还盼望着希特勒的答复，平日里闭门谢客，只会偶尔见一见亲属和个别旧友。渐渐地他有些不耐烦了，脾气也越来越坏，时常因为琐事大发雷霆。他原本有心脏病，只是并不严重，这一次则突然恶化。在医师的劝告下，他和妻子于1942年3月赴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疗养。
四个星期后，古德里安夫妇返回柏林，可妻子突然患上了恶性血液中毒，需要长期卧床静养。心灰意冷的古德里安只能放下所有事情，专心照顾妻子。
为了给妻子提供一个良好的休养环境，古德里安决定搬到德国南部居住。根据国防军的规定，他把行程通报给了后备军司令弗洛姆，后者则通过施蒙特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希特勒此时已经消除了对古德里安的怨气，他特意关照身边人在巴伐利亚为古德里安夫妇购置一处地产。希特勒还为此出台了新规定——凡是获得“骑士十字勋章加橡叶饰”的军人，由国家出资购置地产。
当弗洛姆把事情转述给古德里安时，54岁的古德里安内心五味杂陈。
1942年9月，远在北非的隆美尔也因病需要返回国内治疗。隆美尔向希特勒提出，希望自己养病期间能够让古德里安代替他指挥非洲军团，但希特勒拒绝了。
转眼到了1943年初，德军在东线正在经历一场大溃败，情况远比一年前的莫斯科严重得多。德军统帅部痛定思痛，总结失败的原因，其中一点逐渐在内部达成共识——目前德国的坦克从设计到产能，从装甲部队的组建到投入实战都远远满足不了战场的需要。必须有一个人出面解决这一难题。
2月17日，待在家中的古德里安接到电话，对方是陆军人事局副局长林纳尔斯。他在电话里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古德里安于2月19日前往拉斯滕堡面见希特勒，
一周前古德里安刚刚见过陆军人事局局长鲍德温·凯特尔（三军总长威廉·凯特尔的弟弟）。从后者的口气中得知，希特勒依旧对自己成见极深，近期不太可能起用他。那元首找他还会有什么事呢？
带着疑惑他乘坐火车来到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然后改乘飞机前往“狼穴”。负责接待他的是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二人一番长谈后才解开了古德里安的疑惑。
古德里安稍作推辞，然后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如果出任装甲兵总监，必须接受元首的直接领导，自己不想听命于陆军总参谋长和陆军总司令。此外在训练和组织方面，除了国防军的装甲部队，党卫军和空军所属的装甲部队也一并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送别施蒙特时，他还特意叮嘱了一句：“如果元首不同意，我将立即返回柏林。”
2月19日15时14分，希特勒在自己的书房单独会见了古德里安。这是两个人自1941年12月20日发生争吵后第一次见面。时隔14个月，古德里安发现希特勒明显苍老，往日的神采飞扬的气势不复存在，左手则不停地抖动。
希特勒对古德里安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于1941年我们分手时的许多误会，我很抱歉。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
希特勒如此表态顿时打消了古德里安所有的怨气，他赶紧对希特勒恭敬地说：“只要环境许可，使我能真正做一点有益的事情，那么我愿意接受您的任命。”
接任装甲兵总监职务后，古德里安逐渐看清了德国在装甲兵组织管理方面的混乱局面，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逢君之恶”。
希特勒喜欢标新立异，而且还极度自负。自1942年6月，希特勒突然对坦克设计产生了浓厚兴趣。对于处在实验阶段的6号坦克（“虎式坦克”），他提出应该增加前装甲厚度到100毫米，后来又增加到120毫米。
在坦克关键技术上，他推翻了德国技术专家们一贯坚持的“火力第一，速度第二，防护第三”的优先次序，认为装甲防护才是最重要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