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篇】朱可夫2：他为何能躲过“大清洗”？
和平时期的朱可夫在训练部队方面颇有能力，严肃务实、与时俱进，加上内敛的个性都很受上司的赏识。
苏维埃成立之初，红军的规模非常小，至1918年4月也不过19.6万人。5月28日，为了应对严峻的内部和外部局势，苏维埃政府宣布实行义务兵役制，至1919年底，红军规模已经膨胀到300万人，而且还在扩大。
苏联红军的快速发展是与国内战争同步进行的，很多部队最初不过是个空架子。比如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第1集团军，就是以一些零星部队为基础，而后在他的领导下迅速成军。这个时期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要数南方的第10集团军，这支部队崛起于察里津保卫战，先后走出了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布琼尼、库利克、铁木辛哥等苏联元帅和一大批高级将领，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带头人——约瑟夫·斯大林。
1918年8月，朱可夫加入红军时，服役的第一支部队就是是布琼尼指挥的第1骑兵师。虽然他没有赶上红军指挥员火箭般蹿升的那个短暂关键期，但也在之后的作战中逐渐显露才华，而且能够扎扎实实地在基层积累经验。也恰恰是这一点，朱可夫身上没有那种“爆发户”式的浮躁气，在军中渐渐得到一些高级将领的关注。从这个角度看，朱可夫反倒是幸运儿。
1923年5月底，朱可夫正式担任第7骑兵师第39团团长。上任之初，他就遇到了一个难题，第39团奉命去野外拉练。这是红军骑兵部队第一次进行野外训练，没有任何先例可借鉴，很多接到命令的指挥员都感到无从下手。
朱可夫上任后，立即深入到连队调研，发现部队普遍存在战备松懈、准备不足的问题，而且部队缺乏射击和战术方面的训练。所以他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
事实证明朱可夫抓住了要害，他的团到达训练地域后，首先搭建了一个标准的帐篷营房区和一个射击训练场地，然后他开始带领全团投入到紧张的战斗训练中。第7骑兵师师长盖伊是内战时期著名的战斗英雄，为了了解第39团的训练成果，他通知朱可夫要现场观摩该团的乘马队列训练和战术训练。
检阅那天，朱可夫亲自指挥部队，起初他使用口令，然后改用马刀，最后用号音下达命令。全团在指令下动作准确整齐，像是一座流动的堡垒。最后朱可夫命令全团展开成散兵线，向“敌方阵地”发起冲锋。盖伊此时正骑马立在一个小山岗上，当他看到一个团的骑兵向自己冲来时，举起双手，哈哈大笑地说：“我投降！投降！谢谢，非常感谢！”
结束拉练后，第7骑兵师随即参加白俄罗斯军区举行的军事演习，第39骑兵团担任全师前卫。时任军区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对第39骑兵团的表现非常满意，尤其是该团经过一次强行军，又马上展开投入进攻，令其印象深刻。演习结束后，图哈切夫斯基命令第7骑兵师移防明斯克，以示奖励。
不久之后朱可夫接到通知，军中著名将领布柳赫尔（即“布伦将军”）要视察第39骑兵团的训练工作。当他抵达时，突然命令向全团发出战斗警报。朱可夫信心十足，从容不迫地下达了命令，部队很快集合完毕。布柳赫尔仔细检查了部队的装具和武器，结果发现机枪连携带的一挺机枪没有按规定注水，而且连队也没有提前储备水。
布柳赫尔严肃地问道：“你们知道这种玩忽职守在战争中会导致什么后果吗？”在场的人无言以对。布柳赫尔没有深究，而是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不过他最后还是认为瑕不掩瑜，对第39团的表现表示赞赏。
1924年红军进行大规模改组，除了削减部队规模，培养日后的高级指挥人员也是军队高层关注的重点工作。1925年1月，伏龙芝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开始倡导军事教育，他希望以此为契机，用一批青年军官逐步淘汰那些保守的旧军官。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可夫进入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深造。与他同期入学的学员包括罗科索夫斯基、叶廖缅科和巴格拉米扬等人。罗科索夫斯基早已经被众人熟知。叶廖缅科在二战期间曾长期担任方面军级司令员，大将军衔，战后晋升苏联元帅（1955年），不过此人长期和朱可夫不睦。巴格拉米扬在二战期间低开高走，卫国战争爆发时他担任西南方面军作战部长，后期升任方面军司令员，晋升大将，战后晋升元帅（1955年）。
一年后朱可夫返回原部队，此时第7骑兵师正在缩编。第7骑兵师原有6个团，这次将缩编为4个团。作为上级赏识的部下，朱可夫得以继续担任第39骑兵团团长。
改编后的骑兵团共辖4个骑兵连、1个机枪连、1个炮兵连、1个防空排、1个通信排、1个工兵排和1个防化排以及配套的后勤部队。每一次部队改编都是对指挥官的考验，不过朱可夫从不排斥新装备、新战术，所以第39团的训练水平始终很高，他们在军区举行的各种军事竞赛中总能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