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场】湘西会战：日寇在中国战场上最后一次进攻
湘西会战是日寇在中国战场上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战役。此战结束后，国军即开始在广西桂林、柳州方向实施反攻，切断日寇的陆上交通线。
姑且不论国军在抗战末期越来越消沉的抗战意志，日寇自1944年4月开始实施的豫湘桂会战就很有困兽犹斗的味道。在豫湘桂会战结束后，正如战前日寇大本营担心的那样，中国派遣军在华兵力更加分散。即便是从本土输送了14个新组建的旅团和8个野战补充队，也很难再组织起强大的机动部队用于进攻。
1944年8月，豫湘桂会战期间，日寇在华唯一的机动兵团第11军一分为三。担任武汉地区守备的部队组建第34军，继续留守武汉负责防御任务。其余6个师团仍然归属第11军战斗序列，投入桂柳会战。9月底，日寇第20军指挥部从关东军调出，抵达衡阳划归新组建的第6方面军战斗序列。第6方面军将第27、第40、第64、第116师团编入第20军战斗序列，部署在衡阳地区。
至此，原第11军各部队分别驻守武汉（第34军）、衡阳（第20军）、柳州（第11军）三地承担守备任务，完全没有多余的兵力用于机动作战。
1945年1月，日寇大本营制定《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要求中国派遣军继续保持进攻态势，向鄂西北的老河口和湘西的芷江进攻。以夺取上述两地的机场，摧毁中美联合空军基地，从而逼迫国民政府屈服。
日寇决心在中国战场保持进攻态势，实在是因为想不出其他的办法。1945年春，整个二战的局势越来越明朗。在欧洲战场，盟军正越过莱茵河两岸的齐格菲防线，攻入德国本土。在盟军200多万部队当面，德军只有不到70万人，而且无援兵可派。
在东线，苏军以一个巨大的弧形战线向德国本土逼近。在南段战线，乌克兰第4方面军在取得巴拉顿湖战役的胜利后，协同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攻入奥德利；在北段战线，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经过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将战线推进到德波边境，距离德国首都柏林不到70公里。被孤立在东普鲁士泽姆兰半岛和波罗的海沿岸库尔兰半岛的德军正遭受苏军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围攻，仅能通过波罗的海和德国本土保持海上联系。
在亚洲各处战场，美军已经攻取硫磺岛，进而开始准备进攻冲绳；东南亚中南半岛的日寇已经被逐出缅甸，残部正退往泰国和越南。
所以日寇正寻求局部“和平”的解决方案。在1945年1月下达向国军政府军队进攻的同时，也正在积极寻找另一条出路。
当时的日寇决策层主流意见是希望能够和北面的苏联和国民政府单独媾和，然后集中全力对付美国。
早在1944年秋，日寇尝试通过汪伪政权嫪斌从中牵线，与国民政府举行谈判。时任日寇首相的小矶国昭对此事非常重视，希望借此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转而抽出兵力，应对咄咄逼人的美军。直到1945年3月，日寇才发现这是一场骗局，小矶国昭因此倒台。
1945年4月7日，主和的海军将领铃木贯太郎出任日寇二战期间最后一任首相。他上台后，就任命前首相广田弘毅与苏联方面接触，提出“战后跟随苏联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对立，并返还库页岛和开放北部渔业权”等条件，换取苏联支持日本“保存现有国体、政体”退出战争。苏联方面的反应则十分冷淡。
在外交上四处碰壁后，日寇大本营不得不强化军事力度。在中国战场保持进攻态势，即希望以此能够迫使国民政府屈服，达到以“战求和”的目的。即便不能达到此目的，也可以吸引美军投入中国战场，从而将决战的地区放在中国战场，延缓或减少日寇本土遭受战火。
因此，向老河口和芷江的进攻，是日寇“形势所迫、逼不得已”的决定。
担任芷江方向作战任务的是第6方面军第20军。但该军所属部队仅警备就已经感到兵力不足，根本无法集中兵力向芷江进攻。为此日寇大本营从本土抽调第47师团划归第20军指挥，将第1、第2野战补充队改编为独立第81、第82混成旅团，还从第64和第116师团中抽调骨干人员，与刚从本土招募的17岁少年兵组建第86、第87旅团和第2警备队。上述4个旅团和1个警备队用于接替湘南、桂北地区的警备任务。从而抽调出第68、第116师团和新调来的第47师团用于对芷江的作战。
但由于美军的海空打击和内陆中国守军的破坏袭扰，日寇在海上和陆地的交通线已经不能正常运行。第47师团按时抵达湘南地区的仅有第131联队，其余部队则被困在朝鲜半岛。所以第20军只能利用现有部队投入作战。
1945年3月，日寇第20军拟定作战方案：东线第116师团、第47师团第131联队在衡阳以西的宝庆地区集结，首先向湘西雪峰山进攻，歼灭附近守军。尔后向芷江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