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场】鄂西会战：晃倒队友的陈诚
自从武汉会战以后，日寇在中国战场上发动的几乎所有会战都不再以夺取更多占领区为作战主要目的，而是呈现出针对性很强的局部作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以改善防御态势为目的，例如1939年3月的南昌会战，其作战起因是第9战区从南面威胁日寇第11军后方补给线，夺取南昌是为了消除那里的国军空军基地，并为武汉地区加大防御纵深。
1941年3月的中条山会战，作战起因是国军第1战区驻守在中条山的7个军位置突出，日寇华北方面军需要用3个师团与其对峙，消除掉中条山这个黄河北岸的桥头堡，可以改善日寇的兵力配置，以专心应对占领区“治安”。
第二种是以寻歼国军主力、削弱国民政府抵抗意志为目的。例如1939年5月的随枣会战的作战目的是消灭第5战区战斗力最强的第31集团军；三次长沙会战的作战目的是消灭第9战区的主力，尤其是第15集团军；上高会战的作战目的是消灭第74军。
第三种是以改善己方交通线或破坏敌方交通线为目的。例如广州战役的作战目的是切断华南地区的海上航线；桂南会战的作战目的切断滇越铁路和桂越公路。1943年初发起的鄂西会战同样如此，其目的甚至缩小到将滞留在宜昌的2万吨船只转移到长江下游地区。
在1940年5月枣宜会战中，日寇第11军攻占长江北岸的宜昌。按照当时的作战计划，夺取宜昌的目的并非固守，而是破坏掉宜昌地区河防设施后，攻城部队立即撤回至进攻出发地。但当时恰逢欧洲战场德军闪击法国，而且法国很快战败。日寇大本营于是决定加快瓦解国民政府抵抗意志，尽快结束在华的战事，以便于投入到世界角逐中。遂临时决定固守宜昌，威胁陪都重庆。
由于是临时决定，日寇也仅是攻占了包括宜昌在内的鄂西长江以北部分地区，包括洪湖以东、汉江以南，以及长江以南地区却仍然在国民政府的掌握之内。这样一来，日寇在宜昌缴获的数十艘运输船也无法使用，只能停靠在宜昌附近。在宜昌地区掠夺的大量物资也无法通过长江东运，只能通过陆路转运，费时耗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长江中下游可以使用的船只越来越少，日寇海军船只损失严重，运输兵员、军需物资和原料的船舶严重不足。
作为中国派遣军唯一的重兵机动部队，第11军需要不断地发动对周边地区的攻势，以维持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其西面第5战区驻守的地区地形对日寇第11军非常不利，此前发动的随枣、枣宜会战均没有取得理想战果。其南面的第9战区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第11军各部队对国军产生了畏战情绪，不敢轻易对赣北和长沙地区采取进攻。而相比于粤汉线以东第9战区兵力雄厚，铁路以西的第6战区兵力相对薄弱。为了提升第11军的士气，同时了打通长江宜昌至武汉之间的水路航线，中国派遣军决定发起鄂西会战。
1942年5月5日，日寇58师团从湖北沔阳出发，向长江北岸、仍然被国军控制的监利发起进攻，企图从监利渡过长江，向鄂西的华容、安乡进攻。但战斗刚刚开始仅2天。日寇第13军就在浙江境内发起浙赣会战，中国派遣军命令第11军抽调部队从南昌出发，向浙赣铁路线西段发起牵制进攻。因此，这次对鄂西的作战被叫停。
1942年7月，日寇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被调回国内，担任新组建的第2方面军司令。第11军司令由冢田攻继任。冢田到任后，也对向鄂西发动攻势感兴趣，遂加紧为作战实施准备。
12月18日，冢田因飞机失事摔死在太湖附近，横山勇继任第11军司令。他到任后决心“采用牛刀杀鸡的方式使部队体验与喜爱必胜的作战实践，以此来振奋目前业已消沉下去的士气”。首先攻击的目标是第6战区部署在汉江以南和长江以北之间的守军，行动开始时间定为1943年的春节。
国民政府方面，自从宜昌沦陷后，鄂西地区的军事价值凸显出来。当时距离这一地区最近的战区一个是长江以北的第5战区，另一个是粤汉铁路以东、长沙地区的第9战区。无论哪个战区，对鄂西的防务都难以兼顾。军事委员会遂于1940年7月恢复已经撤销的第6战区，由陈诚担任战区司令长官。
至鄂西会战前，第6战区下辖4个集团军，分别是王敬久的第10集团军、王缵绪的第29集团军、周岩的第26集团军和冯治安的第33集团军。除此之外，吴奇伟的江防军（集团军级）也划归第6战区指挥。上述部队共11个军30个师，总兵力约30万人。因陈诚身兼多职，孙连仲代理第6战区司令长官之职。
日寇即将进攻的长江南岸沿线，守军主要是第10、第29集团军和江防军部队。江防军在防线左翼，以石牌要塞为核心；中段由第10集团军驻守，防线左起宜都，经枝江、松滋、公安至茅草街；第29集团军在防线右翼，沿洞庭湖线布防。第10和第29集团军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