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场】第一次长沙会战：“三阳线”战略态势的形成
全面抗战前，民国时期著名军事战略家蒋百里就提出过“三阳线”国防防御地带主张，即以洛阳、襄阳、衡阳为基点的“三阳线”将中国分为东西两个地带，以东采取空间换取时间，消耗、疲惫敌人的战略；以西采取大纵深的防御，积蓄力量、坚持持久抗战。他的理由是：与工业国家不同，中国作为相对松散的农业国，没有要害可抓，即使最重要的沿海地区被占领，其他地区足以支持持久抗战。
长沙就处在这条“三阳线”上。它位于湘中丘陵地区，洞庭湖南端，北面有浏阳河、新墙河、汨罗江三条大河，东面有幕埠山、九岭、万洋山屏障，西、南山脉纵横，构成天然的持久抵抗地带。抗战时期长沙隶属第9战区防御范围，中日双方在此共进行了三次会战，在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中长沙沦陷。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经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一套由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拟定，他认为：“武汉地区的日寇（第11军）分驻长江江南、江北，与中国军队第5战区和第9战区重兵对峙，能够执行赣湘会战（即长沙会战）的兵力不会超过其现兵力的半数，加上始终受到江北中国第5战区的威胁，在湘赣用兵不会太久。为确保歼灭南面之敌，应扩大战场范围，分散敌军和拉大敌人后勤补给线，待敌军劳师疲惫之时，发起反击以歼灭。”
据此，白崇禧主张在会战时，第9战区可且战且退，必要时放弃长沙，在衡阳一带正面对敌实施反击，以幕埠山、九岭潜伏的国军西进，遮断日寇陆上和水上退路进行截击。同时，在会战期间第5战区所属部队应对日寇发起牵制性作战，防止日寇对长沙作战前线增援。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第9战区司令陈诚（1938年10月1日由薛岳继任战区司令）对上述作战方案基本赞同，两者的区别是不赞同放弃长沙。他认为：“日寇进攻长沙的目的是打通粤汉铁路，敌一旦得逞就能北接平汉、平绥、中长各线，连接南方的广九、湘黔铁路，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将全部落入敌手，这样日寇就可以更便捷、快速地机动，对后续作战影响巨大。”
所以他主张：“把决战的战场设定在长沙以北，正面在长沙以北的新墙河、汨罗江逐次抵抗消耗敌人，尔后分别撤退到东、西两侧。正面退却限制在捞刀河一线阵地，届时国军发起正面反击，东、西两侧对日寇实施侧背攻击，最终将日寇聚歼于长沙以北。”
时任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赞同陈诚的主张，他进一步提出：“湖南是第二期抗战依托，从目前敌我战略态势看，必须固守长沙才能屏障西南。否则敌锋直指西南，必动摇国家抗战大局。此外，支撑第二期抗战军需民粮极为重要，在东部大片国土沦陷下，保有湘北与洞庭湖，方能足食足兵。弃守长沙不利民心士气，对今后粮食兵员影响甚巨。”
经过左右权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采纳陈诚和薛岳的意见。
在确定了作战原则后，薛岳和参谋人员开始研究具体作战部署方案。薛岳提出：“日寇可能采取的行动不外乎三种，相应地，第9战区的应对也有三种。第一种是日寇全力由湘北进攻，则应在长沙以北捞刀河下游地区与日寇决战；第二种是日寇在湘北和赣北同时进攻，国军应在长沙东北地区和赣北上高地区与敌决战；第三种是日寇全力向长沙西北的常德进攻，尔后南下衡阳，截击长沙退路，国军应力保常德。”
事后验证，日寇在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进攻方向是第二种，第二次和第三次会战时的进攻方向是第一种，第四次进攻的方向是第三种。
在兵力部署上，第9战区共下辖卢汉的第1集团军、关麟征的第15集团军、罗卓英的第19集团军、商震的第20集团军、杨森的第27集团军、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及樊松甫的湘鄂赣游击纵队，共计47个师，参加长沙会战的共32个师另3个挺进纵队共24万余人。其中，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兼任第9战区前线总指挥，具体负责赣北方向作战。
1939年8月15日，日寇第11军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开始调集部队。此时第11军虽然有7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但从战场态势上该军孤军深入，所占据的武汉地区受第1、第3、第5、第9战区国军环形包围和威胁。至少需要一半的兵力担负占领区的警备任务才能确保不至于丢失占领地。为此，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并没有把会战的目标定为夺取长沙，而是计划“通过多轮逐次用兵，达到挫伤国军抗日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促进汪伪政权出笼”。本次会战日寇则企图围歼国军中的精锐部队－第15集团军。
具体的兵力部署是分为东、西两路三个方向进攻，西路为主攻，分为湘北及鄂南两方向；东路为辅，进攻方向为赣西北，以牵制国军转赴湘北方向作战。参战兵力约为4个师团，除第6、第33、第106师团外，第3、第13、第101师团各抽调一个步兵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