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程篇－中国战场】拉锯战：无奈的防守反击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进行15个月。日寇在中国投入100多万部队，付出近45万人的伤亡，没有结束这场战争，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从绥远、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的4000多公里的正面战场，国军200多个师与日寇形成对峙。
在日寇占领区，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抗日武装发展至18万人，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5000万，日寇在占领区只能控制主要城镇和交通线。
在日本战史中记录道：“占领地区特别是华北和华中方面，由于徐州和汉口作战而兵团外调，移动频繁，造成后方兵力不足，只能保持点和线。前线方面也在扩大，以致到处配备薄弱。敌人乘此弱点，遂逐次企图扰乱后方乃至进行局部反攻。”
从外史资料中也能够反映出，在这样一种战争态势下，日寇若想继续维持战略进攻的势头，就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和物资，并准备承担远甚于以往的人员及物资的消耗。即使如此，日寇也没有胜算的把握，更何况15个月的战争已使日本的军力、国力不堪重负。
1938年4月，日寇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采取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乃至降低产品规格的措施，以减少原料供应不足的困难。在兵力结构上，截至1938年8月，在华日寇中现役兵仅占11.3%，预备役兵占22.6%，后备役兵占45.2%，补充兵占20.9%，战斗部队的战力正在下降。在经济上，日本的出口受原料不足影响明显下降，1938年上半年同比下降32.9%；进口下降19.6%；黄金储备从战前的388吨降至25吨。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9月，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签署《慕尼黑协定》，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日本认识到，德国的目的绝不仅仅如此，整个欧洲距离战争已经越来越近，一旦德国与英法交战，欧洲列强将不能顾忌其在亚洲的殖民地，日本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会出现千载难逢的机会。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宣布：“在东亚地区建立日本主宰下的新秩序，以取代华盛顿条约所确立的、以英美为主的旧秩序。”这表明日本要借助欧洲动荡之机，在远东采取扩张计划，取代由英美等西方国家主导远东地区的格局。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度，英美并没有选择与日本直接对抗，而是采取援助中国的方式，一方面遏制日本的扩张势头，一方面用来作为与日本谈判的条件，并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牺牲中国利益，保全自身在远东地区的权益。
1938年12月，美国通过“桐油借款”方式援助中国，随后英国也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与此同时，英美继续与日本保持着贸易关系，当时日本进出口70%的贸易对象是英美两国，两国对日本的出口额是对中国出口额的5倍，全部都是日本国内急需的工业原料。
1938年底，西方国家提出解决中日问题的方案，并向日本和中国提出，如果双方愿意修改《九国公约》条款，西方愿意为此召开国际会议。1939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提出具体建议：“放弃满洲，中日实行合作，取缔反日活动，恢复七七事变前的态势。”7月24日，英国与日本签署《有田－克莱琪协定》，在协议中英国“完全承认目前中国的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允诺凡有阻止日寇或有利于日寇敌人之行动，英国均无益加以资助。”由此表明，英国等西方国家为制止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不惜牺牲中国的核心利益。
苏联在远东问题上，则比西方各国要清醒得多，斯大林一方面加大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一方面采取的对日政策远比英美强硬。苏联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为了自身在远东的利益，中国的抗战可以牵制日本的军事力量，从而减轻苏联远东地区的压力。1939年，苏日爆发诺门罕战役，日寇惨败。1941年4月，双方签署《苏日中立条约》，两国握手言和，在这份条约中，苏联承认了日本实际占领中国东北的事实，换取日本不在远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日本借机以“不介入欧洲战争”为筹码，向英法等国施压，迫使英法等国同意对中国实施禁运，包括关闭法属印度支那的滇越铁路和缅甸境内的滇缅公路。
1940年9月，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扩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西方各国转而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
同期，日本撤销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由西尾寿造统一指挥在华全部陆军（不含关东军），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第13和第21军四个战略集团，共计